相当数量的村干部仍然是乡镇党委和政府任命、指定的，而不是由村民自己选举的。

）阴阳的这种各有所司、阳主阴辅的关系，正是宇宙的一切自然社会秩序的本质。庆赏刑罚有不行于其正处（适当时季），春秋讥之。

（注：《淮南子?天文训》。）明人王阳明认为：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从广义上讲，天命（天意）是天道的一部分。虽不能人人达到此境界完成此使命，但只要跟着大人君子，效法他们，听从教诲，亦即小民百姓在以自己微不足道之力赞天地之化育耳。若尽心云者，则格物穷理，廓然贯通，而有以极夫心之所具之理也。

天出阳为暖以生之，地出阴清以成之。）王充认为：物生统于阳，物死系于阴。(15)如果不考虑特定的社会现实而以抽象的理论作为先验的预设，其结果可能同样是谬误的。

另一方面农民在选择以土地换户籍的时候，必然要对这一行为进行必要的、审慎的价值判断，以决定哪里生活更适合自己，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农村人口的无序流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从方法论而言，可以说是一种理念—规范—制度的研究路径。(3)有些地方的土地补偿标准的提高得益于当地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土地本身的用途，但结果却是由被征地的农民得益，一夜暴富，最终是由购房者支付了高额的征地成本，从而推高了城市的房价，这反过来又制约了人口的自由流动，这也是一种不公平的现象。他指出，在这个例子中，读者可以思考一下，究竟哪个小孩应该得到那支长笛？安妮说，她应该得到长笛，因为三个人中只有她会吹奏，而唯一会吹奏的人得不到长笛是非常不公正的。

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公正的推动和不公正的消除需要制度设计(协调个人收入与公共物品)、相应的行为调整和社会制度修正程序的联动，而这些都是以对政府承诺、实际制度运行和改进方法的公开讨论为基础的。(6)参见《葛剑雄委员将提议修宪恢复居民迁徙自由》，《新民晚报》2013年3月4日。

  三、 破解迁徙自由困境的现实路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民主政治不断进步、人权意识不断提升的今天，恐怕没有人会怀疑迁徙自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问题。要真正实现迁徙自由，并不是宪法上的一纸规定，或者是允许农民自由将户籍迁移到城市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要正确认识并客观分析迁徙自由面临的现实困境。正如阿玛蒂亚·森在谈到公正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试图在一个制度和行为皆不完善的现实世界中纠正不公正，还需要思考在当前如何建立制度，以通过提高眼前活生生的人的自由与福利来促进公正，而这正是为什么对于制度选择和追求公正来说，对行为规范与标准的现实解读是十分重要的。(4)更有专家指出，城镇化的本质是一个改革问题，是从制度上消除阻挠农民进入城市的障碍。

前面谈到的城市市长反对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原因就是地方财政无法负担。迁徙自由说白了就是人口自由流动的合法化，主要是农村人口自由流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但当前的现实却决定了至少在大中城市全面开放户籍是不可能的，(28)甚至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小城镇，对户籍依然进行严格的控制。(11)同前注②，阿玛蒂亚?森书，第74页。它通过行政手段的运用，对农村或小城市居民的活动空间进行严格控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可以促进城市建设的发展，增强城市经济的活力。因此，迁徙自由的实现应当建立在城乡均衡化发展的基础上，并且通过城乡均衡化的发展来推动。

(27)应当说，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实现迁徙自由的基本途径。那么，城市接纳一个农民工所需支付的成本到底有多少呢？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推动城镇化，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8万元。

要真正实现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必须考虑到利益的均衡化，最为可行的办法是谁得益、谁接纳，由在征地过程中获得利益的地方政府负责安置失地农民，给予他们城市户籍。那么，当前影响迁徙自由实现的现实因素又是什么呢？ （二）当前影响迁徙自由的现实因素 要客观认识当前影响迁徙自由实现的现实因素，首先应当对限制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的形成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原因就在于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权属问题上。应当说，新中国建立初期，至少在法律上对迁徙自由是持肯定态度的。(23) 首先，如前所述，长期的二元格局的制度化发展中形成的以户籍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格局是客观存在的，实现迁徙自由必然涉及对这种利益格局的制度化调整。在各种福利保障都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必然会拖垮城市的建设。

(18)戴袁支：《学者建议改革户籍制度让劳动力按市场要求自由流动》，《中国青年报》2001年3月9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

流动人口的总量估算也已超过1000万。这种理念本身并不错，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当代中国，迁徙自由的保障在实践中会成为一个问题，其症结何在？反过来说，影响公民迁徙自由实现的现实障碍到底是什么？怎么做才能真正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实现？只有先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才是分析和解决其他问题的出发点。

与北京相比，上海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7)事实上，虽然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迁徙自由，但人口的自由迁徙和流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959年开始，遇到3年‘自然灾害，国家基于减轻城市压力的需要，还下放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国家对户籍的控制也更趋严格了。(2)关注社会现实，而非仅仅关注制度与规则的要求。(3)允许社会评价不完整，但依旧对重要的社会公正问题提供指导，包括敦促消除明显的不公正。这样既能够减少安置的成本，又能够使农民尽快融入城市，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大中城市的压力，支持和推进中小城市和新兴城市的建设，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为最终完全实现迁徙自由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

上海已经显露了城市病的些许症状。三种分别都合理的观点集中在一起就显得不那么合理甚至是冲突了。

鲍勃认为，他是三个人中最贫穷的，没有自己的玩具，而长笛可以成为他的玩具。(2)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不均，农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利益，这必然会引发矛盾和冲突。

一旦允许农村人口自由流向城市，必然给城市的治安、管理等方面带来各种问题。如前所述，农民的福利和保障是附属于土地的，农民因土地征收、流转等原因进入城市，如果不能与市民享有平等待遇，是有悖于宪法精神的，但如果给予农民与市民同样的福利待遇，同样也是有悖于宪法精神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说到的那样，如果农民因土地征收、流转等原因获得了补偿后，又享受市民同等的待遇，这对于没有土地的城市居民而言是不公平的。

这一现象并非是上海一地的特例，几乎每个经济发达地区都有着类似的现象，沿海的经济强镇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非户籍人口超越户籍人口。其次，人们对迁徙自由的不同观点和看法涉及到的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与协调。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一书中，通过三个小孩与一支长笛的例子，阐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任何制度模式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具体社会的性质，而且取决于可以预期的实际行为模式。

其根本原因还是迁徙自由背后所隐含的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一旦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一方面可以增加他们在迁徙自由方面的对话资本，让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农村生活，也可以选择以土地换户籍的方式自由地到城市生活(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城市的居民也可以通过土地自由置换的方式到农村去生活和创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三)    迁徙自由相关的公平性问题 阿玛蒂亚·森在谈到公正问题时指出：当我们思考社会公正问题时，需要注意其中的每一种问题，并且有时它们还会互相冲突。城镇化应有总体布局设计，城镇化率更应考虑生态承载力，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

这种不均衡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这些因素具体通过户籍这样一个形式表现出来，而户籍背后所体现的是城乡福利待遇的差异，所以当前迁徙自由问题集中体现在了户籍改革方面。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所谓推进城市化进程，我们要想方设法，怎么样把这些制度性的障碍先取消，先还原到给每个农民、每个想进城，或者在城市间迁徙的居民，给他一个迁徙的自由权，让他在所就业的地方能和当地的户籍居民平等地享受城市居民应有的公共福利，所以我们在这次推进城市化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叫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